資本主義如何殘害民主體制

Foreign Policy, AUGUST 15, 2007

資本主義如何殘害民主體制

ROBERT B. REICH

奉君山譯

它們本來是天造地設的一對。長久以來，人們都說資本主義和民主體制是一對理念支柱，能夠帶來前所未有的繁榮、迎向自由的世界。近幾十年來，它們一同水漲船高。不論就任何角度而言，全球資本主義都是贏家。放眼全球，幾乎所有國家如今都是單一、整合、強勁全球市場的一部分。民主歷經相似的崛起。三十年前，世界上有三分之一的國家舉辦自由選舉。如今，則有近三分之二的國家如此。

傳統的觀點認為，只要資本主義或民主體制蓬勃發展，另一方就會快速跟進。然而今天，它們的命運開始分歧。人們長久以來將資本主義和民主體制視為一體表裡，如今前者一枝獨秀，後者卻步履蹣跚。就在今年，中國有望成為僅次於美日的世界第三大資本主義國家。它已經接受市場自由，卻沒有政治自由。從俄羅斯到墨西哥，許多經濟上成功的國家，只是名義上的民主國家。它們和近年來跌跌撞撞的美國民主遭遇同樣的問題，任由受到失控的經濟成就所鼓舞的企業和精英，去削弱政府回應市民關注的能力。


當然，民主體制遠不只意味著自由、公平的選舉程序。這個體系的完整，要依賴公民企求共善的共同參與。雖然自由市場為許多人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繁榮，但這也連帶擴大了收入和財富的不平等、降低就業穩定，還有全球暖化等等環境災害。民主體制，是設計來讓公民以建設性的方式，解決上述這些問題。然而在歐洲、日本和美國的公民之間，政治上的無力感節節高升，即使他們作為消費者和投資者，有感受到更多的權力。總之，沒有民主國家能有效應對資本主義的負面副作用。


但這不代表資本主義的失敗。由於這兩股力量傳播到世界各地，它們在斲傷我們民主事業上的責任，我們已經難以釐清。資本主義的作用是畫大經濟的餅，僅此而已。當資本主義對作為消費者的個人，能夠有求必應之時，民主體制卻難以履行自己的基本功能：闡述並且落實公共利益，幫助社會達到成長和公平雙贏。在理想狀況下，民主體制使公民能集體辯論應該如何分配經濟大餅，並確定用哪些規則管理私產和公物。今天，這些任務都越來越市場導向。何謂迫切需求，這是全球資本主義和民主體制的明確分野。線的一側是場經濟博弈，線的另一側則設定遊戲規則。如果資本主義的目的是讓企業盡可能積極操作市場，公民的挑戰是要阻止這些經濟實體成為發號施令者，決定我們如何生活。


做生意的代價
大多數人處於兩種心理狀態：消費者和投資者，渴望全球經濟提供的優惠和高報酬。作為公民，我們不喜歡這些交易帶來的許多社會後果。我們喜歡將這些弊病歸咎於企業，但事實上是我們自己造就了這個共業。畢竟，我們知道自己手上的巨大經濟利多從何而來。它們來自被迫處於低工資、低福利的工人。它們來自背棄了共同體，融入全球供應鏈的那些公司。它們來自執行長們據為己有的高昂薪水。它們來自那些往往給環境造成嚴重破壞的行業。


不幸的是，在美國，對經濟變化的辯論往往發生在兩個極端陣營之間：一方希望市場規則暢行無阻，一方要保護、維持既有的就業機會和社區。我們不是去設法緩衝全球化的衝擊、補償失敗者，或者減緩變化的步伐，而是與之對抗。消費者和投資客幾乎總是勝出，但是藉由試圖阻止新的貿易協定或抗議美國公司對外出售，公民偶爾會掀起象徵性的潮流。這象徵著美國人感受到的內在衝突，在我們內在的消費者和公民之間，而反應往往是那麼令人精神分裂。


這種衝突的情緒不僅限於美國。最近在歐洲的企業重組浪潮，動搖了歐陸對就業保障和社會福利的傳統承諾。這令歐洲人民進退維谷，面對著國內外節節高升的社會成本，是否還要全球經濟帶來的私人利益。好比說汽車產業。2001年，當歐洲購車者選擇了更便宜的競爭對手，戴姆勒‧克萊斯勒的財政損失竄升。執行長Dieter Zetsche因此從他的全球勞動力裁撤了26,000個工作、關閉了六家工廠。即使有盈利的公司都感到壓力，要變得前所未有地高效率。2005年，德意志銀行一邊宣布淨利潤增長87％，一邊發表削減6,400個工作崗位的計畫，其中將近一半是在德國和英國。在那之後，1,200個工作轉移到低工資國家。如今，歐洲的消費者和投資者表現空前出色，但即使在那些旨在對抗市場不公的社會民主國家，工作不穩定和不平等也在升高。面對這樣的變化，歐洲的民主國家顯然也是動彈不得，市民持續表示反對的唯一途徑，是通過大規模抵制和罷工。


在日本，許多公司已經放棄了終身僱傭制、削減勞動力，並關閉無利可圖的生產線。僅僅在霍華德斯金格被命名為Sony的第一位非日本籍執行長之後幾個月，他就宣布該公司將削減10,000名，約7％的員工。當然，有些日本消費者和投資者受益於這樣的企業精簡：到2006年，日本股市已經達到14年來的新高。但許多日本工人被拋在後面。日本曾經為身為「全體中產階級社會」引以為傲，如今在收入和財富上開始顯現急遽落差。在1999年至2005年間，沒有儲蓄的日本家庭比例，上昇了一倍，從12％到24％。日本公民經常透露出無力感。世界各地的許多自由國家一樣，日本正擁抱全球資本主義，而它的民主卻無力抗衡自由市場的許多社會後果。


中國座落在政治光譜的另一端，向資本主義輸誠卻不講民主。這對在中國投資的人是好消息，但該國公民的社會成本則竄升。收入不平等大幅擴張。中國新興商界精英居住的獨棟別墅，座落在有門禁的市郊社區當中，子女則是到海外留學。與此同時，中國城市湧入大批來自鄉村的農民，他們被城市的貧困和失業淹沒。受影響的人，幾乎都缺乏政治資源可以改變處境，只能發起持續遭到強力鎮壓的動亂。


但生活在民主國家的公民沒有類似的限制。他們有能力改變遊戲規則，使社會成本不會那麼大。然而，我們越來越把那些責任歸諸私營部門，留給企業本身，還有他們大批的遊說和公關專家，假裝靠著既有道德或結合良好公民素養，就會迫使企業尋找更廣泛的利益。但企業並不會自己負起解決不平等或保護環境的責任。我們忘記企業的義務，只有捍護獲利底線而已。


遊戲規則
為什麼資本主義成功，而民主卻逐漸減弱？民主變得無力，主要是因為在爭取全球消費者和投資者的高度競爭當中，公司不停加碼投資，花在遊說、公關、甚至賄賂和回扣，好讓法律給予他們勝過對手的競爭優勢。這導致一場政治影響力的軍備競賽，淹沒了普通公民的聲音。例如在美國，這場競賽專注在國會，往往是相互競爭的公司或產業之間的比賽，消耗掉國會工作人員數週或數月的時間。


雖然企業越來越常球員兼裁判，他們也被賦予某種社會責任或道德性格。政治人物稱讚那些行為「負責任」的公司，譴責沒有跟進的公司。然而資本主義的目的是讓消費者和投資者獲得大筆交易。企業高層沒有獲得任何人的授權，來用利潤換去公共利益，至少他們的股東沒有。他們也沒有任何專業知識，來進行這樣的道德權衡。民主本應代表公眾來劃定這些界線。將公司描述為講究社會責任的道德存在，會轉移公眾的注意力，不將建立這些法律和規則列為首要之務。


企業慈善也是如出一轍。在如今全球資本主義的激烈競爭形式下，企業對公益事業的捐助，取決於它在公共關係上的價值，好刺激獲利上昇。但股東們投資公司不是為了將錢用在慈善用途，他們是為了賺取高報酬而投資的。打算行善的股東，想必會捐助自己規劃的金額，給自己選擇的慈善機構。更大的危險是，用大張旗鼓的企業善行做障眼法，使公眾相信公司有慈善動機，在緊要關頭可以依靠。


經濟上成功的企業，佯裝自己樂於承擔特定的社會義務，只是為了轉移大眾，不去注意民主體制設定遊戲規則，從而保護共同利益的責任。要讓我們內在的公民凌駕過內在的消費者，只有通過法律規定，讓我們在採購和投資上不只從個人層面作出選擇，也在社會層面作出選擇。打個比方，勞動法律的變革，使員工易於進行組織，談判出更佳的條件，這可能會增加產品和服務的價格。我內在的消費者不會樂見於此，但我內在的公民可能認為這個價格是公道的。課徵一些證券交易稅，可以非常輕微地減緩資本流動，給共同體多一點時間來適應不斷變化的情況。我的退休基金報酬率可能會縮小一部分，但我內在的公民認為這代價是值得的。延長失業保險，和工資保險和就業培訓相結合，可以舒緩身陷全球化不景氣之下的工人苦痛。


我們要清楚：民主體制的目的，是為了完成我們身為個體的無法實現的目標。如果公司利用政治來增強或維持他們的競爭地位，或者企圖承擔那些它們無能或者無權落實的社會責任時，民主就無法履行自己的職責。這使得社會無法解決在經濟增長，和就業不穩定、貧富差距擴大和氣候變遷等社會問題之間的兩難。到頭來消費者和投資者的利益，幾乎總是凌駕了共同關懷。


我們絕大多數人都是全球消費者，也都至少是間接的全球投資者。在這些角色中，我們盡可能爭取最優惠的條件。這就是我們參與全球市場經濟的方式。但這些私人利益通常要付出社會成本。而對於我們這些生活在民主國家的人而言，當務之急是要記住，我們同時也是公民，擁有權力能降低這些社會成本，盡可能降低貨物和服務的真實價格。我們要認真看待自己身為公民的角色，才能完成這項壯舉。第一步，往往也是最艱難的一步，就是把事情想清楚。


原文連結：
http://www.foreignpolicy.com/articles/2007/08/15/how_capitalism_is_killing_democracy